打民事訴訟前 你知道有哪些對你不利的遊戲規則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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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俊達／律師

對於小老百姓而言，最常會碰到需要上法院的，以民事訴訟居多，行政訴訟次之，刑事訴訟較少；畢竟，除了車禍肇事、親屬間爭產，一般人不試圖遊走法律邊緣、騙財騙色，其實是不太容易涉入刑事官司的。

因為舉凡：車禍侵權、親友間借貸、不動產相關從尋求仲介、房屋（成屋、預售、地上權、使用權）買賣、銀行貸款、室內裝修、職場勞資問題、男女交往、婚姻（包括婚前、結婚、子女監護、扶養、離婚、財產分配等）、繼承（遺產分配、遺囑爭議、借名爭議）、消費商品及服務爭議、智慧財產權、工程契約、醫療需求、老人長照、國家賠償問題等等，無一不涉及到「民事法律關係」，均有衍生利用「民事訴訟制度」的可能性。

因此，民事訴訟制度的良窳，其實嚴重攸關小老百姓的重大權益。

而在大多數民事爭議中，身兼消費者、勞工等多重「經濟上、 資訊上及專業上」弱勢身分的你我老百姓，幾乎都是處於「爭取自身權益」（減少損害、彌補損失）者的角色，因此在民事訴訟中，小老百姓擔任「原告」角色乃是常態。

為此，作者在這篇要特別指出的是：在台灣，當您打算利用民事訴訟，爭取所謂的「公平正義」之前，您應當先自行，或尋求專業律師的協助，以充分瞭解、評估下列幾點「不利原告的遊戲規則」，並作好爭取權益的心理準備：

一、原告必須預先墊繳一筆裁判費，依請求金額之1.1％～1.65％計算不等，這筆必須預繳的成本對原告可能造成負擔。

目前雖然法律制度上有一些減免、暫免繳訴訟費用的制度，然而具有一般資力的民眾，通常是不符合資格的。

二、原告起訴前通常「難以」查詢對方「公司或個人」的財產資力，影響打官司實益的評估，因為如果對方名下沒有任何財產，官司打贏了也只是「紙上富貴」、「璧紙一張」。

尤其，「公司」和「公司負責人」在法律上是不同的「責任主體」，常見一般人誤解，以為告贏「公司」可以執行「公司負責人」名下的財產，殊不知完全不行，造成「公司」在民事交易上儼然被「負責人」濫用成詐騙「交易相對人」、「股東」或「投資人」的合法工具。

目前雖然有「假扣押制度」可供原告在起訴前先利用，但現行假扣押聲請仍必須初步舉證（釋明）對方有脫產之虞，不乏法院動輒以原告（聲請人）無法釋明對方（相對人）有脫產之虞為由，駁回假扣押聲請，間接阻礙原告評估訴訟的實益性。

三、原告在起訴前「極難」自行蒐集到證據，專業鑑定單位多半只接受法院委託鑑定。

徵信行業無法信任，因為索價離譜、詐騙客戶、勾串黑道、回頭勒索的情況屢見不鮮，助長民眾蒐證之困難性。

當然，小老百姓通常也欠缺「有效」自力蒐證的法律常識及技術。例如，「律師，錄音可以當證據嗎？」這個基本的法律問題，大家總是一問再問，充滿疑問。法律上，只要是「對話參與者」就可以錄音，而且錄音蒐證當然是先錄，是否拿出來使用、如何使用後續討論。

四、民事訴訟具高度專業及技術性，在台灣原則上委任律師費用必須自己負擔（例外是民事第三審訴訟的律師費），無法向對方求償。

然而，更大的問題在於：民眾對於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專業律師，其實是「瞎子摸象」的情況，形同賭博，民眾遭到律師詐騙、律師收了律師費胡亂辦案的各種情況，造成民眾對律師業百般懷疑、高度不信任，甚是法律服務業市場已形成「劣幣驅逐良幣」的詭異亂象。

「民眾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律師」始終是個難解的問題，這點可搜尋、詳見筆者已撰寫過文章。

五、訴訟過程中，如果需要「專業鑑定」協助，那自然又是一筆成本產生。鑑定費用依照雙方「舉證責任分配」而定，通常也是原告要預繳給鑑定機關。

不過，要提醒的是，不是繳了鑑定費用就一定可以透過鑑定找到真相，釐清事實。因為在台灣，鑑定機關、鑑定人的「公正獨立性」，始終也是個大問題。

因為台灣太小，各種學經歷背景及政商關係的形成的人脈網絡，彼此錯綜複雜，造成「鑑定意見」恣意偏頗、推論離譜、推諉迴避、語焉不詳的情況比比皆是，鑑定制度可謂毫無「監督、檢證」可能性。

偏偏司法機關囿於「過勞工作量」，在案件量居高不下的工作環境下，凡事能送鑑定就鑑定、能照抄鑑定意見就抄，幾乎成了「部分不負責任的審判者」一昧減輕自己工作量的「結案模式」。

到頭來，小老百姓的公平正義，只能依靠鑑定人的「慈悲」、「憐憫」與「良心」。

六、審判時間可能曠日費時，審判品質取決法官辦案認真程度，可能形同博奕。因為案件越來越專業複雜，司法機關目前確實陷於「過勞工作量」，已嚴重危及審判品質，審判已形同「結案作文比賽」。

司法院固然仍一再力推、希冀民眾要信任司法，殊不知無法解決基層法官們、書記官、法官助理的過勞問題，審判品質和民眾信任度始終都是空談。

因為工作量過重，民眾上法院經常不會遇到「好臉色」看，對於審判者來說，原告似乎永遠都是「找麻煩者」，因為沒有原告提出訴訟，審判者就沒有工作量。從而，部分欠缺同理心、弱勢情境感受張力、正義平衡感、只想份穩定收入的審判者，反而成了阻礙小老百姓爭取「卑微公平正義」的障礙。

七、台灣法律欠缺一般性的懲罰性賠償金制度，且求償金額幾乎會遭法院多少扣減。我國和美國訴訟制度歧異甚大，但偏偏民眾會透過美劇吸收法律常識，誤解上法院打官司可以什麼都要對方賠。

雖然我國《消費保護法》、《專利法》及其他少數法律中，存有懲罰性賠償金制度，然而，實際上被法院使用的情況是非常少見，就算條文拿出來用，會判賠的金額也是明顯偏低。

在我國，打民事官司要有個基本觀念，法院判決只能減少損失，不能完全填補損失，抱持著必須全額受償的期待，往往會有很大失望。

此外，更不可能凡事都可以請求精神損失。如果不是個人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信用等等人格權受侵害的情況，只是一般財產關係的爭議，法律上是無法請求精神賠償的。

八、最後，即使打贏民事官司，原告（債權人）仍需自行查報被告（債務人）的財產。若無財產，官司勝訴判決仍是壁紙一張，只是紙上富貴。

訴訟過程本身已經是充滿變數，因為要保佑遇到認真的律師、遇到慈悲良心的鑑定人、遇到認真負責的法官，最後官司勝訴，也要祈禱被告名下有財產可供強制執行。